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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1 谁爱谁多一点有两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其一，是德国爱我多一点，还是烦我多一点？其二，是我爱德国多一点，还是德国爱我多一点？
今天去法兰克福机场坐飞机回上海。特地还提早到了一下，要去办退税。这个事情过去三年是不用考虑的。因为护照上有一张德国居住签证，所以算欧盟居民，不能退税的。这次终于可以享受退税的优惠了。
接待的是一个胖胖的、长得有点弱智的德国女人。说她长得弱智，其实是不好意思说她长更得象某种动物。她一翻护照，眼一瞪，就说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你有德国居住签证，而且要到2011年才过期。我立刻翻到旅游签证那页，说我不住在德国了已经超过六个月了，居住签证已经无效了，这次是用旅游签证来的。
这两张签证这次可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上海的边检看了很久，犹犹豫豫，才在旅游签证上敲了章。入关时，法兰克福的边检也看了很久，还跟旁边人讨论了很久，最后也在旅游签证上敲了章。我，拿了两张签证的一介良民，过关用的时间和一个恐怖分子差不多。
德国女人继续跟我解释。她说她的一套话，我说我的一套话，没有交叉的。她的英文差，每句话中要停顿一下自问：这个词的英文怎么讲？一看离登机时间越来越近，我两句话都急得要并作一句讲。她转身去问同事。他们嘀咕了一阵，德国女人开始找图章。
我以为她要在我居住签证上敲个“无效”的章，这样就能退税了。她跑过来，在每一张退税单上敲不可以退税的章。我拎起行李就想走了――不退就不退呗，浪费我时间还要敲章干嘛，我又不要这些发票。转念一想，发票大概要留着，起码要作个购物凭证。
我不记得说了些什么，怎么打发掉了时间。德国女人继续敲，敲完还要在每张发票上写明到2011年x月x日之前属于德国居民不能退税之类。汗冒出来了，火窜上来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象已经签了字，还要被别人按着手画押。就像已经判了死刑，还要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都判了，谁还在乎什么权利啊？
旁边的男同事过来了，英文好一点。我说，你们为啥不直接在我居住签证上敲个无效的章？德国女人听懂了，猛然抬头，厉声喝道：因为我们是海关，我们不是边防警察，我们没权力，你的居住签证是有效的，所以是不能退税的…… 这串话说起来，已经快得象开机关枪。男同事继续讲：你是”Red China”来的，对吧？我的同事已经跟你解释很多遍了，不用再解释了。
我一时语塞。不是想不出回他的话，是来不及一下子把豆子都倒出来。首先，只有一个中国，没有Red China和其他颜色的中国之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你要和你们伟大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立场一致。其次，我正因为热爱Red China，所以我回国了，不稀罕住在你们德国。再次，专说Red China，你是指中国人都应该老实懂规矩一点？还是中国人现在都富裕了，买东西多了，都精明地懂得退税的甜头了？为啥不感谢中国人民在推动德国消费经济呢？
德国女人终于完成了誊写作业，我拎起行李要走了。她说：我陪你去边防警察那里。刑不都已经都判了，政治权力都剥夺了，还有什么要罪加一等的？你终于想尽职地帮助我把居住签证改成无效的吗？她又不说。
一路无语。我跟着一个穿制服的德国女人走在一号航站楼里。她示意我先上扶梯，表情生硬，不像是表示礼貌，更像是说你先走，我在后面押着你。上了楼，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她走得慢吞吞，我惦着航班要起飞了。拿着两张签证的、来自Red China的一介良民啊！我怎么象是被抓到走私毒品的？
我们进了边防警察的办公室。警察证实了她的讲法，她得理了，趾高气昂地准备走了。
我想了想，转身又去问了警察――你能在系统里查一下这张居住签证是否有效吗？如果无效，下一次在海关被你们拦住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如果有效，我以后也不用办签证了，你知道在中国办一张德国签证也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
警察无奈去查了，查了半天还是有效的，还说如果相隔六个月没有回来，也还是有效的。我转身要出门，被警察叫住：Ma’am，这边走。他示意我走另外一扇门，直接去候机厅。如果是居住签证，德国边警是不用再盖章了，所以我不用再过一次关了。我飞奔到B45号门，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
我的后背都湿透了，头发已经粘在了脖子上。到底是还在为没退到税而生气，还是为突然发现未来一年半还能畅通无阻地来欧洲而悄悄惊喜？
是啊，是我爱德国多一点，还是德国爱我多一点？回想起来，第一次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我的同事都只先拿了一年或者两年的签证，我一下子就申请到了三年的。我要离开德国的时候，签证正好过期一个月，要续签，结果一下子又给了三年，而且连工作单位都不再加注了。所以德国是这样地想我留下？
既然有爱我的人，就有烦我的事。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啊！德国的税还要交伐？（为什么税务律师还在催我报上年的税？）被人家问起的话，我是否一定要有一个德国的地址，不然是住在机场的？当时公司帮我注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擦干汗之前，我连忙发了一封邮件去问我们德国管签证的同事。
对了，上海的德国领事馆的人，你们为啥不阻止我这次申请旅游签证呢？ May 30 Très INSEAD (Part 3)若要说这次reunion的高潮，那一定是周六晚上的summer ball。我们那年的夏季舞会是在Château de Concurrance。那年的钱大概都砸在半夜12点的焰火上了，好看是好看，放完也就没有了。吃的东西到半夜一点就没有了，喝的到二点钟也没有了。最近三年，学校公关工作显然大有改善，夏季舞会都是在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举行的。这个当年路易十四的夏宫、五十年前INSEAD最早一届学生的教室，现在竟然也可以让学生跳舞了，十八世纪搞法国大革命的都可以欣慰了。
原本听了03届的经验之谈，说summer ball门票太贵，不如一群同学自己搞个地方吃饭，然后把剩下的钱直接捐给学校。钱早就捐了，门票也就略去了。不过Mira早两天告诉我，好像大家都去的，所以她在最后一刻也定了票。
结果正如她所说的，我好像是极少数准备不去的。被问及是否会参加summer ball的时候，周五回答的版本是：“门票太贵了，而且04年就参加过了。” 周六早上已经略带犹豫：“……听说……好像没票子了。”周六下午已经在Mira的催促下打电话问过主办者，而且跟我们这届的组织者问了是否还可以候补。被官方告知是不可以的，被“我们的人”告知“你只要来，我总有办法把你弄进去。学校是不愿意让一个这么远从中国来的校友不高兴的。”
Mira几乎每隔一个小时来检查一下进展情况。我一边说，不去的，不知道，一边把我那条cocktail dress挂起来了。这时候就觉得女生方便了，不用专门准备燕尾服的。Mira嘿嘿一笑，“早告诉你，你这条裙子什么舞会都能参加的。”
晚上11点，Mira和我来到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门口。要使的最后一招是告诉发票子的人，哪个校友肯定不会来，这样我可以领走他/她的票子。先报上一个99届上海校友的名字，人家听了中国人名字显然没反应过来，把名单直接递给了我。哈！她居然注册了reunion，却没定舞会票子，不像她的风格。我继续搜寻，果然被我找到了一个原来Asia House的德国同事Daniel。周一在法兰克福刚见了Daniel，他沮丧地说，定不到饭店，所以不来了。见我如此这般斩钉截铁，发票子的人让我留了名字和手机号码，放我进去了。“不用给我们钱，你自己还他钱。”
来了才明白是值得来的，而且毕业10年reunion也还会再来的。一个好的舞会要的一切似乎都有了。 DJ是不错的，而且好像还知道五年前我们喜欢的那些音乐。INSEAD自己的学生band是不错的，很诧异他们刚刚组队才几个星期，就能合作表演上百首歌。喝的一直是有的，凌晨四点还有冰得正点的香槟。吃的得用惊喜来形容，各种精致的法式小甜点似乎只是为了展示手艺，凌晨两点半还有人开始现场做crêpes de Nutella。会场更没得说。不能指望整个城堡都会对我们开放，不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人要追过来了。但主会场设在正门后面的庭院里，搭了一个大的帐篷。另还有两间沙龙和舞厅――想象参观城堡时，导游或许该站在那里讲半天故事了。
凌晨4点多，我们走出了城堡。Mira和意大利女生Laetitia脱了高跟鞋，赤脚直接走在那几个世纪来已经被磨得光滑无比的圆石路面上。冰冰凉。穿了五个小时高跟鞋的脚已经不能动弹。当年的贵族们啊，玩疯了也还是有仆人伺候着，可以被抬进卧室的。
凌晨5点，Mira和我送完Laetitia回她的村子Villiers-sur-Grez，回到了我们的饭店。最后的香槟还在胃里折腾，我拿了Blackberry发邮件给Daniel：不好意思先斩后奏，舞会太棒了，你把银行帐号告诉我，我把钱转给你。
5个小时后，Daniel回邮件，说票子没浪费真太好了，并以一种少有的德国谦逊精神说银行转帐一般效率比较低、太麻烦，不如你欠我一顿饭好了，上海、法兰克福或者巴黎都可以。
饭是欠一顿还是几顿的，欠他一个人还是会几个人一起吃的，我也不知道。象我这样幸运的毕竟很少。下次记得提前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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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SEAD呆了两天时间，在上海刚被美容师烫平的脸开始起一点点的东西，摸一摸，有点痒。你知道，再好的皮肤也经不起两天被一两百号人亲过的。不论是留胡子的，还是用电动剃须刀的，或者用刀片的；不论是用吉列的，飞利浦的，还是博朗的。男同胞的胡子和胡茬都会扎到你的脸的。
听到了太多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来不及细细地讲完，每一个故事都需要下一个五年好好地回味。
这两天，每一个人或许都闹过一样的笑话。问对面那个人，你是04年的吗？哦，真的啊？那你一定是7月份毕业的。啊？不是啊？你也是12月份的啊？哦，那你是否一直在新加坡？啊？不是啊？你也一直在枫丹白露校区啊？啊，不好意思噢……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两种情形下对话一定会起疙瘩的。
情形一，我碰到两个法国男生。问第一个，你在哪里？Oliver Wyman。问第二个，你在哪里呢？BCG。第一个男生问我，你在哪里呢？McKinsey。啊…噢…第二个男生说，we should stop talking。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全球经济情况。
情形二，我碰到两个男生。第一个是在伦敦的爱尔兰人，我的好朋友，还在银行做，所以我们聊了很久金融界的朋友们现在还在做些什么。我觉得一直只和一个聊天对另外一个不太礼貌，转而问第二个，你在哪里啊？伦敦。哦，你在伦敦做什么啊？麦肯锡。啊…噢…
有一点五年来没有变化。这个学校仍然有40％的学生毕业后去了咨询公司，其中的1/4去了麦肯锡。就算有一大群人已经离开咨询业了，指不定旁边的什么人碰巧还拿着和你一样的名片。你不用解释，人人都知道你干些什么活。 我的一个在麦肯锡伦敦办公室的groupmate（哈哈，另一个在伦敦办公室的），在被问了很多遍“你怎么还在麦肯锡？”之后，在第二天把答案改成：“我立志成为麦肯锡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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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会过后的早上，大家回学校餐厅吃brunch buffet，然后告别。
到的时候已经接近12点，橙汁已经没有了。餐厅的服务人员在现榨，柜台前排了二十多个人。
我饿得没了排队的耐心，随便拿了点就坐下了。同桌的还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以色列人。大家开始讨论现榨橙汁柜台前的队伍。
“是啊，怎么会没有橙汁了啊？”
“没想到来得人这么多啊，以为大家都起不了床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慢啊？” “他们把每个橙子先切开，然后手动在榨汁机上使劲榨来着……” “榨完后，他们还把多余的橙肉再刮干净。” “对，一层层地刮干净。” “然后把皮扔掉。” “他们每榨完一杯，大概象泰国人一样再双手合十祈祷一下。” “谢天谢地，他们不用现在去摘橙子。” “INSEAD餐厅里居然没有自动榨汁机啊？” “这个好像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餐厅和酒吧都是必备的。” “……这个好像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餐厅和酒吧都是必备的。” “我们学校怎么穷到连自动榨汁机都买不起啊？” “这样吧，我们再捐点钱，送一台榨汁机吧！” “对，写上Class Gift of MBA Dec 2004。” “……” *******
最后的告别是匆忙的。我要赶戴高乐机场到法兰克福的航班。每跟一个人kiss and goodbye，又是五分钟去掉了。
最后时刻，Mira还记得顺路捎上另两个要去机场的同学。其中一个脚骨折了，整个reunion都拄着拐杖，象明星一样受人瞩目。我们一路在看GPS上示意的预计抵达时间。一个要去苏黎世的同学又问了：我们这里到底谁的航班最早？旁边的德国同学说：感谢你有效地帮助我们减轻压力。
Mira打开了CD，Lily Allen继续轻快地唱着，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very very muuu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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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去买这张CD。现在的我，正适合从头再念一次INSEAD MBA。 Très INSEAD (Part 2)早上起床。迷迷糊糊中，Mira说，你记得把Marcello的name tag带过去，他昨天落在我车上了。什么年代了，教授还要点名cold call啊？我给Marcello发了条短消息，搭上门去吃早饭。不一会，Mira发来短消息：我还是决定起床去听Karel Cool的讲座。呵呵。
临近九点半的时候，MBA Reception的地方人声鼎沸。1999年和2004年毕业的四届学生返校了。有人拿着话筒，象召集人民公社开会一样，叫大家快点进Amphi A。晚来的Mira已经提早替我占了座。我在课桌上插上了name tag――Grace Hu, China。想起那一年中许许多多个版本的name tag，很多是各国National Week组织者专门做的。比如，澳大利亚人把每个男生的名字都改成了Mate，教授们也相当配合，上课就叫“那边的那个Mate回答一下吧。”
Karel Cool一如既往。“前两天毕业二十周年的人来了，问我是否还在这个学校里。”全场大笑。“我已经是学校的permanent furniture了。”Karel这次讲的是Beating Unbeatable Competitors。如果单用这堂讲座来检验是否还记得在INSEAD学的内容，那么我可能要拿到1.5个σ以外的高分了。
Karel讲的内容已经更新过了。他说，上课前10分钟刚刚把讲义写完。但是在看似接近垄断的市场里，什么样的行业结构还可能让新进入者后来居上，并取代原来的领导者－－我不仅记得他曾经讲过的案例，而且还曾经给客户解释过。新增客户比例高、原有客户流失比例高，虽然市场增长缓慢，但是后来者还可以有机会。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消费市场，市场总体增长还很快，市场竞争格局自然是最有得看头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还喜欢做消费零售的原因。听着听着，有点走神。不是Karel讲得不好，是我开始怀念上课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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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安排有点流于形式。现任的MBA Dean过来讲两句，管校友联系的过来讲两句，管外联的（注：化缘的）过来讲两句，一个现在学生代表过来讲两句，一个教授过来讲两句，最后现任的INSEAD Dean过来讲两句。还不如下午我们Dec 2004这届自己搞的活动，用Skype连线在旧金山、孟买和奥克兰的同学，对话视频打在教室屏幕上，从头到尾对话没一句正经。关键时刻，有人手机响了，”Champagne, champagne!”大家哄堂大笑，都还记得当时上课手机响一次，在学期结束的Section party上是要罚一瓶香槟的。于是真有人开始开香槟了。不消说，和开香槟的站在一起的，是在发Michel-et-Augustin饼干的Michel。他们的产品已经通过Sodexo进了INSEAD。
不过有一点是在五年间取得重大突破的：女生的比例从21％上升到了29％，学校还希望今后突破35％！很多男生在鼓掌。记得开学第一周的Outward Bound，我们这组和隔壁一组，一共11个人，只有Mira和我两个女生。这个户外定向活动中有一个游戏是“钻电网”，11个人要先后从两棵树之间拉的绳子（即“电线”）所组成的不同大小的孔中钻过去，不可以有重复，一旦“触电”，从头来过。Mira和我都是被九个男生抬着从最上面两个最小的孔里穿过去的，那个coach说，嘿嘿，让你们享受一下女皇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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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去看原来的房东。五年来，房东太太见了两次，但都在学校见的。这次决定一并看一下 “故居”。
“故居”在Arbonne-la-Forêt, 离学校9公里的村子。每天早晚开在D409公路上。冬天的早上，车窗上结的霜还没有化，用个小铲子铲出小半块前窗玻璃就出发了。半夜回来的时候，公路上是没有路灯的，不过也开习惯了。
大太阳底下，Mira和我睁着眼错过了进村子的入口，迷路了。我们还倒进了一户人家的车库，一个老头站在门口摆了摆手。Mira立刻开始开GPS导航，“路名呢？”“Rue Grande…ah no no… Rue de Barbizon”。Rue Grande翻成中文就是“大路”，每个村子、每个镇都有这么一条“大路”，就像每个村子、每个镇都有一个叫“Notre Dame” (our lady)的教堂，不止巴黎圣母院如此。而“故居”前的路是应该通向Barbizon村子的起点。
在GPS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我终于挽回了一点面子。房东开了门，狗又叫了。那年曾经被房东的一条狗咬了一下，不过现在狗也老了，只能趴在那里蹭我的牛仔裤。
房东还是老样子。因为Mira在，房东自然就用法语讲了。问完近况之后，房东开始一段长时间的抱怨，抱怨她当兼职导游时，法国农业银行的那群客户在北非旅游的时候有多难伺候。“Oh la la，那么重的行李箱叫门童拎上去。”她把右手摊开，往右转了一下。头往左别了一下，耸了耸肩，眼珠子瞪了一下。 “离开的时候更可怕，要把行李扛上大巴车顶。你知道那种老式的大巴行李是放车顶的……”她撇了撇嘴，眼珠子顺时针转了一下，叹了口气。
出了门，我说，“Elle est très française ah?” “Oui. ”Mira也笑了。 May 26 Très INSEAD (Part I)Mira和我坐在她的BMW 330d里，从巴黎La Fayette开往枫丹白露。两分钟前，我从车前窗的雨刮器下取下了一张停车罚单。比利时的车对巴黎的停车罚单还是免疫的，“留给你作这次reunion的第一个纪念品。”
Mira车一向开得很好，有时有点野。她会一边把着方向盘开得飞快，一边转过头跟我说话。车沿着A5公路开向枫丹白露，Mira放了一张CD。一个叫Lily Allen的年轻声音轻快地唱着，“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 very very muuuuch…”。
窗外的风景再熟悉不过的。漫无边际的农田，中间齐齐地长了一排树，秋天麦子割完的时候，会整齐地垛起来，卷成一个大卷。夏天的色彩比较单调，都是绿，只深浅不同。印象派中有一个Barbizon学派，起源就是枫丹白露森林里的一个村子，那个离我原来的家4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们，也在画着这样的景色。
来的时候，Mira和我都担心会连同学的名字也叫不出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还来不及温习那本yearbook。Mira英明地从布鲁塞尔的家带来了我们那届的CV book。我一页页地翻着，看到有些人的照片，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五年了，这些人是胖了，瘦了， 秃顶了，长肚子了，结婚了，生孩子了，还是……？
车开到Melun，枫丹白露旁的一个镇，GPS显示不到10分钟的路程了。“这真是毕业之后第一次回来啊！”Mira说。“哈！你会不会哭啊？我要不要拿个碗来接你的眼泪啊？”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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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下午五点开进了枫丹白露镇，住在离学校最近的Hotel Mercure。刚停好车，一辆荷兰牌照的Volvo开了进来，希腊同学Peter朝我们挥了挥手。刚check-in完，那群葡萄牙人下楼了――好大一伙人啊！我都不知从左边的还是右边的那个亲起。
Mira和我匆匆收拾了一下，就去学校了。领了badge，咖啡厅门外的草坪果然已经聚了一大群人。我们很快找了当时同组的德国同学Wolfram。Wolfram也住在法兰克福的，所以毕业后我们还是见过几回的。只是他的夫人这几年来生了四个宝宝，一直没得机会见的。这次一见，吓一跳，身材还这么好！“我天天跑步运动来着的！”“啊！你家旁边的Grueneburg Park吧！”“对！最近天气好，跑步的人经常多得要交通堵塞了！”
六点的太阳还很好。大家喝着啤酒，多象一个刚考完试的下午。我想去镇上和森林走走。Mira没有定到晚上晚饭的票子，要去和一群意大利同学吃饭。我看样子要么搭shuttle bus走，要么到镇上的酒吧看能撞上什么人一起去。
确实撞上了。我正要走向城堡后面的森林的时候，面前开过一辆黑色的奔驰A-Class，香港同学Walden摇下了车窗，这也是个毕业之后就只在Facebook上见到过的同学。“嘿嘿！这个GPS有问题，在巴黎的时候就显示已经到枫丹白露了！所以我在随便开开，试试GPS。”“你晚上晚饭去吗？”“去的。要带你吗？”“好的。”“几点啊？”“九点。不过，你也知道INSEAD的晚饭是不会准时开始的，十点能上前菜就差不多了。”“啊？我已经饿了啦！”“那好。我们九点学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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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在Chailly-en-Bière，一个叫Le Chalet du Moulin的餐厅，2004年7月和12月毕业的两拨人联合搞的。进门用了至少十分钟，见一个人，停下，亲两下，问你好吗，我好的，你现在在哪里啊，干什么啊。话没讲完，就有另外一个人或者拍了一下，或者抱了一下，或者大叫起来，然后亲两下，问你好吗，我好的，你现在在哪里啊，干什么啊。
INSEAD还是沿用法国人的习惯，所谓“亲”就是faire la bise，左右脸颊各亲一次。比利时人、荷兰人都亲三次的，以色列人、黎巴嫩人都亲三次或三次以上的，他们都还得稍微适应一下INSEAD的节奏。
饭桌边的椅子都是空的，人都在门口、吧台边、阳台上。DJ试图想搞点音乐，结果大家扯着嗓子，拉高了调子继续讲。那天的菜是不怎么样的，但大家都顾不着骂了。就好像是开学第一周的一个晚上，所有的新生集中在餐厅二楼第一次集体见面。“好像大家都没怎么变啊！”“嗯！不过今天晚上不会再有人喝醉酒脱光了衣服在桌子上跳舞了。”
Mira还是混进来参加后半程的party。回程，我们送了一个意大利男生Marcello去他的饭店。回到Mercure的时候已经半夜两点了。“我明天不去早上的讲座了。”“是Karel Cool啊！你们比利时教授。”“太累了。”“好。”
Karel Cool当年教我们Industry Competitive Analysis。他和已经退休的教Negotiation Analysis的Ingmar Dierickx是我最喜欢的两个教授，都是比利时人，都戴眼镜，都留了一把胡子。Ingmar Dierickx更令人敬畏，Karel Cool比较和蔼可亲。少睡两个小时，再听一次Karel Cool还是值得的。 May 21 巴黎的八个瞬间一直以为巴黎是太熟悉了。爱它些什么，恨它些什么，都清楚。然而，一天，仅仅一天，这个城市还能给人这么多个温暖心动的瞬间。
春雨结束后的晴天，早上有点凉，中午有点热，气温刚刚好。如果你有一对走不累的腿，一双看不倦的眼，一颗会呼吸的心，巴黎正适合你。
早上，坐地铁到卢浮宫站下。穿过Richelieu走廊，透过玻璃窗看到底楼的雕像馆，想起乔冠华多年前在这里的台阶上留下了一张有名的“老年维特的笑”。穿过广场，穿过Tuileries公园，太阳渐渐上来，很多人已经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才仔细看了这个公园的铁椅，原来都是有个仰角的，就是让人懒懒地躺着的。我微微一笑，很好，很适合在这个城市随便走走的一天。
过了河去奥赛。奥赛是印象派的鼻祖，上次来已经是五年前。五年内，已经看了太多地方的印象派作品，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来了，再看一遍。临近中午，有点累了，去咖啡站买Expresso。意外地看到我那法国同学的Michet et Augustin饼干和酸奶在这里也有卖！于是，多买了一盒巧克力饼干。和收银员开始攀谈，发现她也很喜欢他们的东西。
沿圣日尔曼大街走，在Mabillon附近的咖啡店吃了中饭后，走到卢森堡公园。卢森堡公园似乎被称作“劳动人民的公园”，很象北京朝阳公园，里面有许多运动场地设施。有人下棋，有人打网球，有一大群人挤在一片草地上晒太阳，还有另一大群人围着大喷水池晒太阳。我在网球场边停下，看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对他两个同伴。场边突然来了十来个幼儿园小朋友，对着他有节奏地加油“Allez! Allez!”我举起相机拍那些孩子。那个男孩身材颀长，有点害羞，捡球的时候朝我笑了笑。打得不赖啊！下午四点就能站在球场上，那是十多年前的回忆了。
出了卢森堡公园，去看看索邦大学(Sorbonne)，这座建于十三世纪的学校。以前来巴黎每次都把它错过了。现在的巴黎大学已经大多了，最老的索邦大学是一个四周完整的联体建筑。没有很大的校区，每个门口都有门卫在检查证件。据说这个学校老师在罢工，已经几个月不上课，学生打算不复习就进考场期末大考了。以为会看到些什么的，结果还就像平常的学校一样。年青的，和年长的人，都很多。
在Place de la Sorbonne的咖啡馆坐下来。旁边是一个法国学者，和一个可能是从葡萄牙来的访问学者。和着两杯啤酒，这两个人开始讨论某个学术议题。他们的嘴里只说出了各种符号和方程，α，δ，κ，Σ……近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猜出这两个人是研究物理、化学还是经济学的。
已近七点，折返去圣日尔曼大街东段的Odeon看有什么电影。“Coco Avant Chanel”（成为Chanel之前的Coco），最后选定看Audrey Tautou。电影是不错的，Anne Fontaine的导演也不错的（以前只知道她的衬衫）。今天穿着Chanel的人啊，是否知道Coco是孤儿院里长大的，是否知道她曾经做过裁缝，当过歌女，天天晚上唱的是那首“Coco, Coco”开头的歌？
看完电影已经九点半，天竟还未暗下来，Rue Mazarine上每个餐厅和酒吧都是满的，巴黎被一团闹哄哄的空气罩着。Pont des Arts桥被霸占了――一堆一堆的年轻人席地而坐，喝着酒，聊着天。塞纳河上最后一缕晚霞渐渐褪下，路灯姗姗未亮。年轻人啊，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年轻人啊，每一个毛孔都张大着，呼吸着夜色中的初夏。塞纳河，一如既往地美。
想穿过卢浮宫去Palais Royal坐地铁。啊！你是否曾经看到过晚上亮灯的卢浮宫，你是否曾经看到过水波中倒映的贝律铭金字塔？你一定要在夜晚来走走，才能感受一下光之城的魅力。我疑惑巴黎施了什么魔法，让这最普通的数码照相机，也能窃走她夜色中的魅影。
我疲倦了，我知足着。 May 18 最难产的旅行计划现在坐在上海到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班上。这是最近几乎少有的可以瞎涂两笔的空闲时间。工作倒不算最忙，不过就是困惑着许久如何安排这个假期。
下周末回INSEAD，毕业五周年聚会。这个是早定了的事，而且休假一个多月前也定好了――比人家早去一周，晚回一周，这样就凑出两周在欧洲的假。现在可不比当时住在欧洲的时候，想起明天去哪里，今天晚上定了飞机和酒店就可以。签证难搞了，休假也少了，去欧洲也不容易了，一个假期得掰成两半用。
于是，就有了这个史上最难产的旅行计划。宏观上的问题是选择太少了。微观上的问题是选择太多了。实际操作上的局限是时间太短了，要见的人太多了。
由于长期以来为汉莎做出的贡献，导致主要目的地在法国的旅行，一定还得先飞法兰克福――这叫“入伙一次，终生套牢”，攒里程的时候坐汉莎，用里程的时候还是只能坐汉莎。
巴黎既然已经去了第101次，第102次自然也是要去的。虽然随身还带着Lonely Planet Paris，其实根本不用翻一页，三天就会这么过去的。最多能见四个人，吃三顿晚饭，看两场电影。
巴黎给我最大的困惑其实是住哪里。认识的人一把，方便借居的地方三两处。一个人说，可能有两天要去休假，钥匙绝对可以提早给我――想想拿钥匙就觉得麻烦了。另一个人说，天啊，你来巴黎，我正好去上海。最后还是决定住饭店了，因为一个比利时好朋友会和我一起在巴黎呆上一天半，然后开车去枫丹白露。
那么选饭店吧。Expedia.com上看价格，Tripadvisor.com看点评。窗口开了一个又一个。最佳的饭店位置，其实是能离我的主要目的地等距离的中心。也就是说，往西近香榭里舍，一购物，二看电影，三离公司近，万一要上网见什么人；往西南近奥赛和圣日尔曼区，一逛我最爱的博物馆之一，二购物，三在拉丁区走走发呆；往东近巴黎一区和三区，一可沿塞纳河旁边走走，二可在Tuleries公园发呆，三可顺便看看三区的小博物馆；往东北近奥斯曼大街，只为春天和老佛爷两家店。答案是很显然的：最好住在卢浮宫里。那周围饭店本来就不多，有的都恶贵。
最后，我迷失在“看得见埃菲尔铁塔的窗口”、“步行就到赛纳河”、“干净整洁的房间”、“十九世纪的装饰风格”、“和蔼可亲的服务人员”之中。看了一个晚上的网页，半个晚上沉浸在对巴黎的无限回忆中－－在哪里堵车、找停车位，在哪里看学生游行，在哪里雨天迷路，在哪里逛街到腿酸……
巴黎定完了。另一个艰巨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除巴黎之外的另一站去哪里。
某同志已经嘲笑了偶最近没好好做项目上的基础研究。主要原因是桌上放着法国、 意大利、瑞士、地中海欧洲四本Lonely Planet。由于欧洲去过的地方已经很多，如果希望尽量避免重复，但又要找一个风景优美、可以休息一下、从巴黎和法兰克福都容易去的地方……太不容易了！
经与在法国的法国同事、在上海的法国和意大利同事、及多位欧洲频繁旅友的联合讨论之后，最长的short list包括了法国诺曼底、波尔多、普罗旺斯、科西嘉岛，瑞士Lugano，克罗地亚（很快排除，发现还没申根）、意大利Tuscany、马耳他等。
离出发还有四天的时候，某同志问，下下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说你在哪里？我说，可能在圣米歇尔山的修道院里，可能在科西嘉岛的山上，可能在Arles追逐塞尚，可能在地中海某国海边晒太阳。
最后一天上班，与某法国同事吃中饭。在进一步了解了她和她的墨西哥丈夫用什么语言教育他们两个在中国的儿子之后，我们谈起这个旅行计划，她想了想说，不如你不要打算了，到了学校问问其他人去哪里，或许有意外的惊喜呢！说得有理，这位可怜的同事前一天已经把科西嘉岛攻略全盘倒出了。
Super J的我还是不能忍受启程之前还有没定好的行程安排。最后时刻，意大利的Cinque Terre胜出。原因是口碑传递――之前有意大利同事提过，“临门一脚”的时候又有两个朋友力顶。法国的三个“serious contenders”出局原因各异。
诺曼底是因为要自己开车。这个如果在三年前，根本不是问题。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啊，根本不算尽兴的。可我已经三年没开车了，从Avignon开车8小时回法兰克福的年代、在慕尼黑到法兰克福高速公路上飙车230码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唉，都是上海的交通和公司司机惯的。
普罗旺斯是因为之前去过两次，两次都不在熏衣草盛开的季节，这次也不会是。所以一定是继续带着些许遗憾的。
科西嘉岛是因为时间不够用。法国同事当时回答的第一句是：啊，那地方太美了！第二句：我呆了足足三个星期。经过不断的航线排列组合之后，发现是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逛完两个地方而不把自己折腾死的。
在飞机上睡了七个多小时之后，醒了。现在是欧洲中部时区早上4点半，中国时间早上10点半。这才是旅程的开始。最难产的旅行计划的结果，是最频繁的挪窝运动。未来12天内将挪八次地（幸好三次都是在法兰克福借居同事家里），坐六次飞机（到意大利的行程来回都得在慕尼黑转机），火车若干次。
对了，法兰克福到巴黎的航班还没定呢！不急不急。法兰克福办公室的Travel同事们，是不会让偶失望的。飞机就快降落，让我再眯一会。 May 03 Silly Girl Reading a Silly Report in a Silly Cafe鼓浪屿的最后一天，近中午的时候在一家叫Silly Girl Coffee的咖啡馆。这家Silly Girl，中文名字叫“思林阁”，好像就是“想想还蛮灵格”，据说是1842年英国差会给来的修女盖的宿舍（“姑娘楼”）。差会是什么东西，服务生说是教会（未经考证）。1842年啊，不就是鸦片战争、虎门硝烟的年代啊！SM说，这些修女真机会主义啊，挑那个时候过来。
不讲这些，主题是在Silly Girl看一份略过期的Financial Times, 读到了副刊上一份Silly 2009 Global Brands报告(http://www.ft.com/global-brands-2009)。
这份报告是Millward Brown Optimor主刀，参考BrandZ, Datamonitor和Bloomberg数据刨制出来的。Millward Brown是英国一家声望颇高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声望颇高的结果，就是价格颇高，在中国市场上也一样。BrandZ是著名媒体集团WPP的“专有”品牌价值数据库，据说基于100万个“深度”消费者访谈做出来的。Datamonitor提供行业数据，Bloomberg提供财务数据。至于Millward Brown怎么用了后三家的数据，也未仔细考查。一般情况下，叫什么monitor的，都有点让我经常心惊胆战（咨询业的同行们大概都明白了吧！），通常不到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下，偶是断不用某monitor的数字的（拟合出来的R-square一定至少是0.95）。
报告的结果是，Old-timers and high-tech prosper，就是说，传统行业和高科技行业又卷土重来啦！咋一看也没有完全不可理解。（休假的最后一天，在这么个岛上，没有太阳，蚊子睡觉了，虽然看的金融时报，心态跟看一本《时尚》杂志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先津津有味地读到了招商银行以166％的涨幅成为全球品牌价值攀升最快的品牌。有一点惊讶，也没有特别奇怪，虽然这家银行的服务质量每况愈下，但是鉴于其在2000年左右就明智地将零售和公司业务分用两套IT系统，重点开发个人客户，守着中国庞大的城市人口，走俏是不奇怪的。
接着发现，Johnnie Walker, Kronenbourg 1664, Chivas三个酒精类饮料品牌也在全球涨幅最高的20个品牌之列。这个可能也不奇怪，经济萧条，大家只能借酒浇愁了。――但这怎么解释，奥迪还是第6名呢？不是汽车公司都倒的、破的差不多了吗？不管它的。
看新的综合排名，还是老样子，谷歌、微软、可口可乐、IBM、麦当劳……中移动进入前十应该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居然超过了通用电器和沃尔玛）。纵一扫，大概Blackberry排进前20好像快了些。。。然后看到Accenture上榜到43――老虎在各个机场的走廊上蹲下、瞄准、测算、挥臂、摇头、微笑。。。呵呵，都没白干啊！
我的脑袋微微有些发热，开始渐渐脱离翻《时尚》时的境界。这个品牌价值怎么算的？难道真就是光凭广告投放密度和频度有关？当年在上Advanced Brand Management的时候，好像记得品牌价值归根到底就是消费者愿意为贴了某一品牌的产品付超过一个“剥光鸡蛋”plain product价格的那部分溢价，当然还要考虑现在的量（产品销量）和未来的量，等等。
眼睛扫向亚洲前十排行榜，终于忍不住开始皱了皱眉头，笑出声来了。倒不是看到中移动、工行、建行、中行都进了前十，而是中国和日本品牌包了这前十。那么，韩国人呢？三星和LG呢？不至于零售价格有时比日本品牌略低了点，品牌就不值钱了？进榜的日本品牌，既有最近凭Wii扶摇直上的任天堂（亚洲第6，这个还说得过去），还有状况不佳的三家汽车公司――丰田（第3）、本田（第8）、日产（第9），一直搞不清楚本土市场以外多样化战略的NTT Docomo（第7），还有佳能（第10）。说到佳能，虽然我是其各产品系列的忠实用户，尤其是照相机，但是连赛博数码广场门外卖煎饼的大概都能告诉你，数码照相机还是买索尼的人多。
于是，我开始看所谓的“焦点行业”――金融行业。看看危机阵阵中，倒下了哪些，站起来了哪些。结果。。。我先倒了。列前三的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大（农行行长快找机会找Millward Brown搞个市调吧，不然永远地落后在另三家后面了）。前15名中出现了一个SM和我都不知道的公司――TD。我的前两个反应：TD要么是Turn Down，要么是TD-SCDMA。结果细查报道并Google，才知道是Toronto-Dominion，加拿大的一家商业银行，又长见识了。再看保险业，第1的State Farm，第5的Allstate，第6的Geico，又都是出了美国全世界人民都不知道的――咦，按中国消费市场无限大的各行业公理，他们是否漏掉了那个“要投就投中国人寿”啊？
好了，我也不跟你再细说，诸如英国市场中Smirnoff排进了第10名（英国人民一定更疯狂地喝了），零售巨头Tesco、M&S、Asda都上了榜、把Sainsbury落下的事（这老大哥改头换面，现在没那么差了）。总之，想得越多，这报告结果就越没法看。
后来在厦门的机场，终于研究了一下这个排名的计算方法。原来那个调查，在“brand contribution”这一栏，让消费者只按1-5打分，没有问愿意为这个牌子到底多出多少钱。比如说，一个Silly Girl在这个Silly Girl咖啡馆喝了一杯泡沫没有打好的拿铁，其实只愿意付15元；而一个Silly Boy因为曾经在这个咖啡馆等到了他心爱的Silly Girl，就爱死了这个咖啡馆（此事好像在鼓浪屿比比皆是），所以再没泡的拿铁，都愿意出150元买一杯。如果，Millward Brown的同事认为，不论是15元，还是150元，相比较家里自己磨的5元一杯拿铁，那都值得打上最高的5分啦。。。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完了，这个报告还是别看了。现在回到最开始，假装你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品牌报告就好了。。。
哦，对了哦，厦门这几天天气都不错。。。嘿嘿。 May 02 相对的厦门五一本来准备去东南亚什么地方晒太阳的。但是Soulmate同学觉得搞签证麻烦，而且五一假期太短，飞个东南亚都太浪费时间。当某天还被人生第一个due diligence项目折腾的时候，SM同学在MSN上说：决定了，去厦门。
不劳动者不得食。既然SM同学主动做了调查，我就只有“哦”的份。带了一本福建的旅游书和一份打印好的攻略，直到上飞机之后才有机会看。
先去日月谷温泉泡了一下午，晚上赶去和Ann同学见面。两个平时最喜欢揶揄我的人，泡在了一起，未经酒精发酵，就立刻发生化学反应。整晚我只能长时间地咬麦管并沉默着。
接着做了广大游客都做的事：逛厦大，看海滨；逛中山路，吃小吃；坐渡轮，去鼓浪屿；走山间小路，坐咖啡馆发呆。
于是得出厦门的相对论。
厦门的沙滩本来还凑合的，但是在去过地中海一些国家的海滨之后，不论脱鞋不脱鞋都不愿下去走了。
鼓浪屿的建筑本来还不错的，但是看过那些殖民地母国的本土建筑之后，不论破烂斑驳还是修葺一新，都不过就是路边最普通的民宅。
就算厦门平时都还可以的，但五一的客流也让中午的轮渡挤得象上下班高峰，让正恰中午高峰的肯德基挤到甜筒和圣代都断了货（注：此事好像是1988年肯德基进中国以后，我第一次碰到）。
没了那么多游兴，我们两个象是专程进行city benchmark的。
车从机场去日月谷的时候，我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多象深圳宝安的开发区。
在SM购物广场（SM定义SM购物广场就是给Soulmate见面用的）坐扶梯去顶楼美食广场的时候，SM说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银川的一个购物中心也是这样的。
在中山路步行街的时候，我说这个这个路口，跟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哪个路口也很象的。
为了找一个像样的洗手间，我们两个上了鹭江宾馆的顶楼六层（一年前我爸妈也来了这里，不过他们是来顶楼阳台吃早饭看鼓浪屿的）。鹭江宾馆的电梯里写，1960年这里还是厦门的最高建筑，这座电梯还是厦门最早的电梯。于是，我们两个讨论这个到底象国际饭店，还是老锦江，看六层的宾馆是否帽子会掉啊。
得出结论。我们国家太喜欢搞“比学赶超”的对标活动，东西南北的城市都越来越象了。今后搞city clustering研究会越来越难，新疆的羊肉串厦门也有，某些同志一定会觉得乌鲁木齐和厦门的消费者行为是相近的吧！（注：此处还发现有人卖法兰克福香肠。）
相对论的研究中，厦门有两项绝对占优。
一是电信业发达。SM定饭店的时候，说三家饭店都是可以免费上网的。我当时觉得当consultant的，怎么都变net aholic了，不会把这个最为首选条件吧。事后证明，能够支持看半个多小时优酷网上吴宗宪怎么整阿信的节目的网络，真是牛啊！第二家宾馆还说国内长途免费，我还怀疑听错了。好像也是第一次听到。退房的时候，前台又跟新入住的客人说了…唉，总之那个conference call前一天早上在日月谷已经打过了。
二是物价低廉。这里还有一元的叶氏麻糍、两元的黄则和花生汤、三元的南普陀门票、四元的鱿鱼串。那个在游记上写两元花生汤还有点贵的上海同胞，面壁去吧！你在上海哪里吃得到？
晚上7点出门的时候，游人散去了大半。岛上的风还是舒服的。SM问是否会考虑在鼓浪屿买summer house。不会的。原因有二，公厕和超市。岛上只有限几处公厕，还没走近便需要有意识地屏气，泉州路上的一处正是我们的住所离最闹市的中心的必经之路，何其痛苦。看上去可以算超市的只一个，里面的东西实在有限，以过往阅超市无数的经验，竟还要问人水在哪里卖，最后自己抠开了一包康师傅的塑封薄膜，挖走了一瓶。
不过不晓得为什么，这里还是让这么多的同胞们留恋。晚上坐在BabyCat里的时候，翻着一本厚厚黄黄的牛皮纸留言簿。才是今年三月刚启用的，三分之二已经写满了。这家以出馅饼而闻名的温馨咖啡座，墙上、木条天花板上，和留言簿一样，布满了游客的手迹。
你都能猜到里面都会写什么。不过不晓得为什么，SM同学和我最后也写了。
那么多相对过后，人生中还有一些绝对的事，逃不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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